只有当投票者的判断是明智的、真实的、基于充分信息的，自治才是有意义的。
[20]作为公法人的高校权利（力）详见《教育法》第28条的各项规定，但是高校权利与高校自主权并不等同，上述权利中的一部分可归入高校自主权的范畴。[22]《高等教育法》第22条规定我国的学位制度由国家统一管理，《条例》第8条和第18条则分别规定了学位授予权的授予与撤销、停止，因此授予学位是法定的国家教育行政权力，由国务院以行政处分方式授予特定高校实施。
[18] 《立法法》第75条第2款，《民族区域自治法》第15条。指导性案例38号发布于2014年12月25日。那么，高校能否将处分行为类推为否定学位授予的行为要件呢？笔者认为，品行要件、毕业要件以及学术要件都有相关联、又各自独立的明确定位。[35] 在司法审查过程中，要件区分是第一步，也是判断审查深度的前提，如此才能把握该类案件中的利益平衡，既保障高校学术自由的必要空间，又避免学位授予要件的司法审查被轻易导向学术自治的判断余地，[36]因此，这种区分的重要性就无需赘言了。《吉林省加强和规范高等学校学士学位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第4条规定：学位是其拥有者学术水平的评价和称号，严重违反学术诚信，如考试作弊、论文抄袭者等不授予学士学位。
参见许育典：《教育法》，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163页。因此，仍应该努力使学位授予权这种带有极强学术性特质的权利实质性地回归高校自身。可以看到，在大众传媒自主化的旗号下，言论表达平台被控制在传媒商业竞争胜利者的手中。
形而上的规制正当性言说，须直面形而下的技术难题，尤其是规制程度和范围的把握，稍有逾越，便会无限扩大打击面，这是历史教训所深刻警醒的。一旦多数人的坏偏好被引入政治过程，多数决便异化为多数人的暴政。[17] 参见以下文章：侯健：《诽谤罪、批评权与宪法的民主之约》，《法制与社会发展》2011年第4期。正是在选举制度和代表制度尚不完善的背景下，言论自由作为民意输入通道的宪法功能方得进一步彰显，以此为基础的民主协商程序的构建，既顺势而为，也无多少阻力，既可为选举制度和代表制度的完善赢得充足的时空保障，也可作为选举制度和代表制度完善的切入口，因而完全可以作为在一段时间内的制度改革方向。
所以，有关选择和权衡机制的程序安排，就成为政治合法性与合理性获得的重要路径。[44] 参见雷磊：《法律程序为什么重要》，《中外法学》2014年第2期。
其要旨在于以司法审查对议会和行政所主导的表达资源分配行为进行必要的控制，力图避免多数偏好的恣意。这一最低限度的公共精神，由公共决策的个体利益关联（有时是虽非直接关联但受到密切关注的重大社会事件）驱动，经由言论自由扩展，形成充分的公共讨论，最终由决策的积极回应予以巩固，渐至形成良好的正面辐射和积极参与的整体氛围。作为一种发现真理、克服教条的途径，言论自由的意义方得彰显。[50]政党与社会运动的共生关系的推进。
二者的现代代言人是霍姆斯。[20]费斯据此认为，从政治的角度看，这一通过商业表达平台所施加的对言论自由的客观限制，是一条规则而绝非例外，构成了一种结构性的限制。从民主协商的途径来看，上述三种学说又可分为实体论、程序论与折中论。[46] 阿克曼式的高级立法约束普通立法，也可归于此种形式。
作为消极权利的言论自由，其防范对象主要是国家。形象地讲，最高法院在面对政治市场失灵的情形时，它应采取反垄断措施，而非直接的管制措施。
3.进入程序后的转换，即依据角色的权利义务安排，提交程序所认可的要件事实，可质证。[27] 参见注[20]，桑斯坦书，第168-171页。
经由程序的言论输入与转换，是政治结构制定和调整公共政策以回应公众诉求的依据所在。三种言论自由的区分，展现了意见—共识—公理的三维递进，亦构成以言论自由作为民主协商程序构建的基础。民主作为一种方法，其实质是政治领导权的竞争。另一问题是，重大时刻的人民参与，自无异议，但如何事先洞悉重大时刻？谁来洞悉重大时刻？阿克曼的诸阶段论，赋予了宪法改革者们先知般的神圣光环，这是他虽注重程序设计但仍偏向实体论的重要体现。而在规则不及的地方，被限制的表达将会反弹地更为肆无忌惮。其判决划立了合法与否的泾渭分明界限，也将自己置身于舆论的漩涡。
参见注[2]弥尔顿书，第5页。其直接后果是，配置表达资源的国家实际只是某个国家机构的作为，而其无法受到整体政治结构的规约，以致成为个别国家机构意志或利益的附随。
作为一种前提，这一言论干预的逻辑是排除式的其强调了对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生产、进口、销售、安装和使用的国家许可制度，明确了境外卫星电视的接收范围，并要求各级广播电视部门、公安部门和国家安全部门实现密切配合。
又如，2012年《重庆市实施国家安全法规定》第3条规定：市国家安全机关主管全市国家安全工作。其在明确规定外国旅游部门在中国设立常驻代表机构的程序、外国旅游部门常驻中国代表机构及其人员的管理等问题同时，在事实上就依托该类形式可能发生的间谍行为予以了应当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和违反本规定的，给予警告或撤销资格之隐含式规定。
其三，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反间谍建设项目之相关办法、规定，皆就本行政区域内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的反间谍问题，在选址、规划、建设、运营过程中的审查、立项、备案、处置事项及法律责任等做出了明确规定。2011年《山西省涉及国家安全事项建设项目管理条例》第5条明确将重要国家机关、重点科研单位、军事设施和军工单位。其二，在认真核查登记寄件人身份和寄递物品信息中，应就落实寄件人个人信息登记的真实性予以重点保障。如斯规定容易造成在实践中难以确认主管行为与协作行为、难以界分主管权限与协作权限、难以认定主管责任与协作责任。
全体公民应当配合和协助反间谍工作的主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对滥用职权的行为应当予以检举、控告。该条例共28条，其明确了反间谍机关在国家安全事项建设项目、互联网中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电子通信工具与器材等设备设施、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泄密漏洞和窃密装置等多方面反间谍安全技术保卫职责，并就相关审批、审查、处置事项及法律责任等做出了明确规定。
该规定共31条，强调应明晰执法安全措施、明确反间谍行前教育职能、明确涉及国家安全事项建设项目审批范围、明确反间谍工作主管机关职权保障措施、明确反间谍工作主管机关邮路安全监管介入方式、充实相关法律责任设定。三、我国反间谍立法可能的完善途径 （一）明确相关职能部门职权界分，改善立法可操作性 相关立法将国家安全机关确立为反间谍工作主管机关的同时，应就其行权具体事项予以细化。
王霞萍，西南大学法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其二，虽强调要切实加强对物流运输企业、货运站（场）、客运站、国际货代企业和邮政企业等的监督管理，却并未就各相关职能部门在具体实施中的主管、协作权限予以界分。
这些规范性法律文件皆是多个相关职能部门联合发布、颁行的，针对涉及反间谍工作问题的物流、寄递等具体事项而做出的实施性、执行性、个案化规定，但未能就各部门在相关工作中的具体分工、配合、协调事宜予以清晰界分。另一方面，就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实施性规定而言。该规定明确了相关职能部门对反间谍活动的处理权限，但存在如下问题：其一，虽以并列形式列举了相关职能部门对反间谍行为的处理方式，但难以凸显国家安全机关的统筹、主导地位。而宁夏、新疆、江西、湖北、黑龙江、海南、湖南、河北则规定只有配有特别通行证之国家安全机关执行紧急任务的车辆才可享有上述权力。
协调其他协作机关共同开展反间谍工作。免受关卡检查，免缴停车费、过路或者过桥费。
河南、宁波、沈阳、抚顺虽专门设置了特别通行证，但经出示侦察证或特别通行标志即可享有上述权力。[7]可基于以处理社会关系主体间法律冲突、平衡主体间权利义务为职权或职责的社会职业的总和 [18]之共同体理论作相关职权界分设定。
又如，2013年《南昌市涉及国家安全事项建设项目管理条例》第5条规定：市国家安全机关应当会同市城乡规划、国土资源、房产管理、公安等部门，建立涉及国家安全事项建设项目管理工作联动机制，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及时互相通报有关情况，实现信息共享。5件地方性法规在划定具体区域范围上较为一致的是机场、出入境口岸、车站、邮政枢纽、电信枢纽、海关、重要国家机关、重点科研单位、军事设施和军工单位。